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莫砺锋:将吉利彩票灵魂安顿在唐宋时代

gecimao 发表于 2019-05-14 21:01 | 查看: | 回复:

莫砺锋:将吉利彩票灵魂安顿在唐宋时代

 

  莫砺锋在南京莫愁湖

  莫砺锋,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、博士生导师,南京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主任,央视百家讲坛著名主讲人。曾任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,兼任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。

  “这一生与诗书做了闺中伴,与笔墨结成骨肉亲。”越剧《红楼梦》中林黛玉的唱词,在莫砺锋听来甚有同感。他在中学时就将“工程技术人员”视为理想,曾希望以自己偏长的数理化知识来服务社会。没想到后来命运弄人,变成一个钻故纸堆的学者。年近古稀时,这位被南大中文系学生奉为“学术偶像”的中国首位文学博士推出十卷本文集。

  《莫砺锋文集》十卷,五百余万字,收录了莫砺锋先生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撰写的各类专书二十余种。“在七十之际将平生著述纂成一集,对几十年文字生涯作一个总结,便不是毫无意义的灾梨祸枣。”莫砺锋谦虚地说。实际上,这位被誉为“一代学人的标杆和楷模”的学者,其学术研究既伴随着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发展,更因在古代文学的研究与建树在学界备受尊崇。

  4月23日,本报专访莫砺锋。

  固守“唐宋文学”一亩三分地 

  中华读书报:您在1978年考入安徽大学外文系英语专业。作为高考恢复后第一批进大学的学生,大学带给您什么? 

  莫砺锋:我1966年高中毕业,1977年参加高考时,已在农村插队十年了。我并不嫌弃当农民,但总觉得使用镰刀、锄头的劳动,创造的价值太小。在江南的六年中,我每年的劳动成果就是二千来斤粮食,其中还有四百斤被自己吃掉了。在淮北的四年中,我在公社农具厂里“亦工亦农”,每年也就生产十来箱螺丝钉,产值只有一两千元。进了大学,我从体力劳动转向脑力劳动,也许能发挥更大的作用。大学带给我的,最主要的便是人生轨迹的改变。

  中华读书报:您在学术上刚刚起步时,遇到了思想解放运动。能谈谈当时的情况吗?在您的学术小传中,好像没有太多涉及当时西学思潮的冲击,是否不像当代文学作家和研究者那样受到大环境影响? 

  莫砺锋:我1984年博士毕业后留校任教,在学术上刚刚起步。当时的西学思潮对古典文学研究界也有冲击,比如有人宣称必须运用“新三论”来研究文学。1986年我到美国哈佛大学去当访问学者,临行前程千帆先生交代我向美国学者请教如何运用“新三论”。我一到哈佛就结识了宇文所安教授,便赶紧向他请教。没想到宇文所安反问我:“什么叫‘新三论’?”原来美国的学者并不强调新理论。我缺少独创精神,在较长时间内都没看到有人用“新三论”或是“熵论”研究古典文学做出多少成绩,也就不想跟风了。

  中华读书报:您多次提到过程千帆对自己的影响,他所传授的研究杜诗的方法是怎样的,现在是否仍然适用? 

  莫砺锋:程先生亲自为我们讲过“杜诗研究”这门课,这是一门发凡起例的课程,目的是讲授古典文学的研究方法,因为空说方法难有成效,就用杜诗作为范例。他的想法是学生学会了如何研究杜诗,也就会研究其他古诗了。他传授的具体方法当然很多,从怎样搜集资料,辨别真伪,到如何分析文本,引出结论,相当全面。但最主要的是“将批评建立在考据基础上”的学术理念,这是我终生服膺并力图贯彻的。

  中华读书报:在《程千帆评传》一文中,您提到程先生为博士生选定的必读书目。您在后来的教学中是否也延续这一方法? 

  莫砺锋:当年程先生让我先研读八部先秦经典(其中《论语》《孟子》算一部,《老子》《庄子》也算一部),然后再开始研究唐宋文学,可能是考虑到我没有读过中文系本科,基础薄弱,必须“恶补”。况且当时的博士生培养刚刚起步,在我攻博的三年中,整个南大中文系只有我一个博士生,吉利彩票,课程体系也尚未建立,所以用专书研读取代学位课程。现在的博士生培养有较周全的课程体系,但攻读典籍仍是南大文学院对博士生的基本要求,具体书目已扩展到三十部,让学生从中自行选择五种。

  中华读书报:程千帆先生认为,学术研究的目的是提出问题并解决问题。很想知道,您如何看待古代文学学术研究的价值和现实意义? 

  莫砺锋:我觉得具体的学术研究当然是为了解决问题,如果没有问题要解决,就不可能产生真正有意义的论文。但是在整体上,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价值是提升我们对古典作品的理解和掌握,促进我们对民族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弘扬,其现实意义是为民族复兴提供学理支撑。

  中华读书报:很赞赏您的一句话,“在1979以后,我成天钻故纸堆,灵魂安顿在杜甫、苏轼所属的唐宋时代”,这是不是您学术研究的常态? 

  莫砺锋:这句话当然有点夸张。老一代的学者中真有这种情形,听说清史专家孟心史先生对康熙、乾隆年间的粮价能够“一口清”,却对目前的粮价一无所知。我们这一代学人不可能这般脱离现实,比如我本人就常会翻阅当代的文学期刊,还会读读《基因传》之类的科普读物,但我的学术研究确实专注于唐、宋文学。我的师兄弟们近年来研究范围有较大开拓,时间下及清代,空间旁及域外,但我才力薄弱,无暇他顾,便一直固守“唐宋文学”这一亩三分地,杜甫、苏轼是我朝夕相对的古人。

  中华读书报:1984年,国内首次文学博士学位论文答辩,您以《江西诗派研究》为学位论文顺利通过三个小时的答辩。能否谈谈,五年的学术训练,您有了怎样的收获?那时候的博士培养和当下比,有怎样的不同? 

  莫砺锋:我的收获便是基本学会了怎样从事学术研究。想当年程先生请周勋初、郭维森、吴新雷三位先生当他的助手,四位老师共同对我施加“友善的压力”(程先生语),我再愚鲁,也不会毫无长进。我答辩时的答辩委员有钱仲联、唐圭璋、徐中玉、舒芜、霍松林、傅璇琮等先生,论文评阅人则有林庚、王起、朱东润、萧涤非、孙望等先生,堪称豪华阵容。那时候的博士培养更像旧时代的工匠带学徒,完全是一对一、手把手地教技能,并不追求“规范化”或“体系性”。当下的博士培养更像流水线生产,体系完整,规范严格,但难免有程式化的缺点。我觉得在人文学科的范围内,两种形式各有所长,最好能取长补短。

  中华读书报:20世纪90年代中期,您曾参加袁行霈先生主编的《中国文学史》教材编写工作,担任宋代卷的主编。能谈谈那时候的教材编写,是怎样的情况吗?在编写上您有何主张和原则?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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